 人文大讲堂（二）——中华文化应选择的记忆（第一部分）
猫 发表于 2007-3-25 22:28:41
 自从前年夏天一口气阅读了余秋雨的大部分作品之后，对其中的一部分很是赞赏；并且也在当时的一篇短文中提到了《千年一叹》。
喜欢《千年一叹》，是因为余秋雨在这本书中，集其在对中华文化（特别是戏曲方面）十多年的研究的深厚功底上，通过当时由凤凰卫视组织的对于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各个文明场景的游历，进行了中、西文化一次比较广泛的比较。从此，文化，便成为了我关注的对象之一。
两周前，在报纸上读到一篇余秋雨关于“中华文化”的讲稿，毫不犹豫地仔细研读了一番。由于自前年夏天的《千年一叹》之后的阅读和关注，使得自己对于这一论题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决定把它写在这里。当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想要评论一个事物，似乎更应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现象；而作为生长于“中华文化”中其间的我来说，未免在这点上有所缺失。所幸的是，近来在阅读的一本介绍上世纪初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小册子（《诸神时代的智者》）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韦伯对于各个社会、宗教、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使得他在“比较社会学”领域无疑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然，他对中国社会也有一番研究；正好可以拿出来，与余秋雨的论述进行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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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应选择的记忆
今天我要讲的“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
唤醒一种记忆，就是唤醒一种文化
19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保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
几乎在发现甲骨文的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人面前，意味着什么！
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评】：就我目前的体会来说，我并不认为中文世界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存在。即使是老子、庄子、孔子，他们的言说更多的只是一种关于如何“待人处事”的学说。如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他们的作品（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同时这也需要有较深的古文造诣），那么，与他们的学说可相提并论的便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成语——同样，在我看来，也是出自经验事实的积累，是一种“经验知识”。然而哲学不同，它首先是立足于逻辑（logos）之上的；其次它必须对诸如自由等终极价值进行思索。诚然，这两点的结合会给人带来“似乎没有什么用”的类似于“空中楼阁”的形而上学体系；然而，这正是真正的哲学。
【韦伯】：逻辑这个概念对于单纯重视实际问题和世袭官僚制的等级利益，受经典束缚的非辩证的中国哲学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评】：来自于比阿拉伯世界还要西面的“天方夜谭”。
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份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它言简意赅，并且一击中的。第一次听到这段话还是在余秋雨在浙江大学作演讲报告的时候（这次演讲也正是基于他在那次“千禧年”活动的经历之上）。当时就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准备以后撰文来讨论（仍然保留这种可能性）。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评】：“关系”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份量是任何其他单词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在英文版的维基百科上专门有一个“guanxi”的词条。余秋雨的话说得很对，“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当今社会中许许多多问题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寻租”活动。
“关系”是否需要思考？答案是肯定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尽管我们需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个人行为，然而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有了社会交往，便必然会产生“关系”（而事实上，这正是我前面所讲的许多中国古代思想探讨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哲学角度来看，即便是在以logos为中心、一向注重本体（论）的西方，也有不少哲学家吸收了东方关于“关系”的思想，例如马丁·海德格尔。而19世纪末的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在西方传统的“心—物”两分的世界中，令人诧异的横亘于“心”、“物”两极）在分析“感觉”时，提出了各种感觉在生理上的差异、亦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感觉的实质。再从当今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有“客户关系管理”的思想。可见，“关系”的确需要考虑。
然而，对于“关系”的思考的结果，以及人们对于这些结果的看法，往往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实质。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10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
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韦伯】：除了通过人与人之间、君侯与仆臣之间、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父子、父兄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个人关联造成的人间的忠孝义务以外，它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义务。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
【评】：中庸之道，亦即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近两年来有不少人提倡要恢复儒教，并把它树立成为国学经典。这一点我不能认同。正如余丘雨所言：中庸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我觉得还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只能在给定的“极端”之前运转。“极端”，其实就是所在领域的边界；而许多事物，特别是创新，就是在动摇已有的边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而若不接近“极端”，则连这些事物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只考虑在“不可触动的极端”之间的狭小领域中行事，似乎也为“要把关系搞好”奠定了基础。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评】：余秋雨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次在浙江大学所作的演讲的结尾处，提出在新的世纪中华文化应该要做一下“减法”；而我认为中庸之道便应该是其中的“减数”之一。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融合而强大了。
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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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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